幺姨的灿烂年华

贺捷生

我亲爱的幺姨，我骄傲的总认为自己不会被时光打败的幺姨，万不得已，终于坐上轮椅了。这是一件让我们两代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人，让一百零四岁的她和八十四岁的我，多少感到有些伤感的事。记得五年前，近百岁的幺姨坚强地拒绝过一次轮椅，那次她成功了，再次站起来了。五年后，面对推到她面前的那张早已为她准备好的轮椅，幺姨的眼睛湿润了，她说，多少路我都走过来了，现在不能出远门了，难道要让我坐着轮椅上厨房、上茅房？幺姨不想知道，她经历了一百年风吹雨打的那身骨头，现在已经松软了、酥脆了，她一脚踩空，或者她稍不小心，一个趔趄，身体里就会咔嚓一声，传来骨头断裂的声音。而此生活得那么漫长、那么灿烂，从来不向命运低头的幺姨，还以为她仍然年轻，仍然是那个以十八岁的花样年华嫁给红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将军的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的女生呢。

一百零四岁的幺姨乘坐的，是一张新型国产轮椅，有一排红红绿绿的按钮，两个轮子上的钢条绵密紧凑，像一束束怒放的光；行走起来，发出一串细微的就像河水缓缓流淌的声音。坐在轮椅上，幺姨有一种在岁月的河流上漂流的感觉。回首峰回路转的一生，她忽然有一种溯流而上的冲动。她用双手像划船一样划动两个轮子，她想划到河流的上游去，划到她这一生出发的起点故乡慈利去，沿岁月再漂流一次。

从生命的下游到生命的上游这条河，幺姨整整漂流了八十六年，比许多人的一生还长。继续往前追溯，还有她的童年、少年和十八岁豆蔻花开的那段年华。往后呢？这就要看已经创造生命奇迹的幺姨，还能创造多大的奇迹了。你想啊，她出生在一九一六年，十三岁那年听说当红军的二姐也就是我妈蹇先任，嫁给了两年前在南昌翻江倒海然后回到湘西创建红军队伍的贺龙。十五岁在长沙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打着小旗，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响亮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一九三四年七月，从风起云涌的省城长沙回到青山绿水的故乡慈利，只待了五个月，她便迎来那个暖风扑面的日子。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幺姨记得清清楚楚，就是在这一天，十八岁的她郑重地走出了在湖南慈利县城关镇的那个家，向红二、六军团司令部所在的福音堂走去。一路上，她是否唱着歌，是否笑逐颜开、蹦蹦跳跳，我没有问过她。但她心情极好是肯定的，因为她是去找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参加红军的，而且，她断定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绝对不会拒绝她，也不敢拒绝她。因为，那个人，是她的亲姐夫。

别以为所有投身革命的女红军，都是曾经苦大仇深的童养媳，或者饱受皮鞭抽打的烈女子，就像《红色娘子军》里那个打不死就要逃跑的吴清华。一九二九年嫁给我父亲贺龙的我母亲蹇先任不是，此时此刻走向慈利县城关镇福音堂的我幺姨蹇先佛也不是。在这篇作品里，我不讲我的母亲蹇先任，只讲我的幺姨蹇先佛，她不仅不是苦大仇深的童养媳，不是打不死就要逃跑的吴清华，而且，她还是那个年代最时髦、最赶潮流的女生，也最有文艺范儿。她档案的第一栏，白纸黑字地写着：蹇先佛，一九一六年七月出生，祖籍湖南安乡，一九三五年七月毕业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美术专业。

长沙当年不落后，你说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出来的女生，能不新潮，能不亭亭玉立，能不文艺范儿吗？再说了，我的外公蹇承宴可是慈利县城关镇上小有名气的开明绅士、成功商人，在城东城西开着几家店铺，家里不缺她这个视若掌上明珠的幺女那口吃的、穿的和用的。否则，他会把这个最小又最受宠的女儿往长沙送？往最费钱的女子学校送？后来，幺姨嫁给了红六军团被称为儒将的萧克，到了延安，被誉为红军中最美的女人，那可不是枉担虚名。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就曾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贺龙的妻子和萧克的年轻妻子是姐妹，姿容艳秀，有大家风度。”

我父亲贺龙那天在临时驻扎红二、六军团司令部的福音堂布置扩红事宜，忽然感到眼前一暗，一个青春焕发的女子正站在他面前。父亲茫然抬起头，惊愕地看着我幺姨，一时有些恍惚和手脚无措。因为比我母亲小七岁的幺姨，跟我母亲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比我久经战争锻炼的母亲长得更年轻、更朝气蓬勃。其实，我父亲在几个小时前才见过我幺姨，不过，那是在大庭广众中，在觥筹交错的餐桌上。但是，当他和她单独面对时，还是被她的清纯和落落大方惊住了。

我幺姨说，司令官，我来参加红军，你不会说不欢迎吧？

我父亲片刻的拘谨，被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美术专业毕业生的爽朗驱散了。他说，好你个蹇先佛，胆子不小，敢来这里找我！

我幺姨说，打扰姐夫了，你一个堂堂总指挥，不会食言吧？

我父亲笑了，故意卖了个关子：参加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一个长沙城里的洋学生，细皮嫩肉的，当红军能干啥？

幺姨何等的机灵，她顺着我父亲卖的关子说，我一个正宗的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的毕业生，能写会画。不说大话，我一出手，比你们那些在大街的墙壁上歪歪斜斜写标语和画画的人，强多了，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父亲诺诺而答，说那是那是，我们还真缺你这样的人。想了想，他话题一转，神情肃然地说，你得先与你二姐商量商量，听听她的意见。

我父亲提起他夫人，也即我妈是否同意我幺姨参加红军，是有原因的：他们早知道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的我大舅蹇先为，三年前在湘鄂边界的鹤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连尸骨都下落不明。而作为湘西第一个女红军，我母亲跟着我父亲遭受了千般苦、万般罪。特别是最近这四年，我父亲带领红军主力从湘鄂西转战黔东南，我母亲因怀着我姐姐红红没有跟大部队走，被迫在卷土重来的白色恐怖中四处躲藏，每天与死神擦肩而过。我母亲在朝不保夕中生下我姐姐，好不容易带到两岁多，活泼可爱，却因一场麻疹袭来，最终死在她的怀抱里。我母亲也是在省城长沙兑泽中学毕业的洋学生，在残酷的斗争中练得铁石心肠。姐姐死了，她擦干泪水，亲手在山林的雪地里刨一个坑，把她埋了。我父亲不知道我幺姨知道了这些，是否会被吓坏，但他想，如果她对生死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可盲目走这一步。

幺姨收敛笑容，认真地对我父亲说，姐夫，二姐跟我谈过了，说了革命的艰难，说了参加红军要流血牺牲。她还告诉我大哥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不敢告诉父亲。但我什么都想过了，所有二姐能吃的苦，我也能吃。

听到幺姨这席话，我父亲说，那好，你当红军的事，我同意了，批准了。不过，话要说在前面，今后无论多苦多累多难，你都得给我忍着。因为，我虽然是你的姐夫，但也是这支队伍的总指挥，这支队伍的头儿。道理很简单嘛，革命，革命，你要革别人的命，别人也要你的命。遇上生生死死的事，你可不能躲，说你是我贺龙的小姨子。

幺姨说，姐夫，你放心吧，我们蹇家人没有说话不算数的。

写到这里，我应该简要地交代一下写文章通常要交代的历史背景了。不客气地说，这里的历史背景，既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也是我的父亲贺家和母亲蹇家两个家族的历史背景。

那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为避免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灭顶之灾，命令战斗在湘赣边界的红六军团率先西征，进入湖南与我父亲贺龙创建的红二军团会合，然后依托我父亲建立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开辟一片新的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是一支年轻善战的队伍，军团长、政委和参谋长，分别为一九五五年同时被授予共和国开国上将的萧克、王震和李达。当年的萧克只有二十七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已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为加强红六军团领导，中央在三位师领导的基础上组建军政委员会，派任弼时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达九千三百人的这支队伍接到命令后，拔营起寨，匆促上路，连一幅像样的地图都没有。比如他们当时所用的贵州地图，就是从小学课本上撕下来的。

蒋介石很快识破了红军的意图，命令湖南何键、贵州王家烈和四川刘湘三省军阀通力合作，坚决堵住红六军团前进的道路并伺机消灭他们。但三省军阀为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各怀鬼胎，纷纷把红军往相邻的省份赶，迫使红六军团只能沿着湘黔边界且战且行，步履艰辛。十月初，部队走到贵州石阡梵净山甘溪地区，不幸钻入三省军阀二十四个团守株待兔布下的包围圈。十几个昼夜暗无天日的苦战，队伍被截为四段，九千三百人只突围出来三千三百人。我父亲得知消息，率红二军团前往同属梵净山脉的印江、沿河和松桃接应。

红二军团三年前被迫东征，在黔东南开辟了一小块根据地，同样也是一支筚路蓝缕的队伍。十月二十四日，他们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镇胜利会师。为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当晚赶往红二军团地处湘黔川三角地带的大本营南腰界。在接下来的短暂休整中，通过红六军团带来的电台，他们得知，正当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地区陷入重围时，与他们联络不上的中央红军已匆匆上路，踏上了未来被称为长征的漫漫征途，此时正由广东、广西向贵州和湖南移动，但沿路遭到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无法把握被逼上征程的中央红军去向何方，命令会师后的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合二为一，组成建制统一的红二、六军团，马上发起“湘西攻势”，把围困中央红军的强敌吸引过去。同时命令我父亲贺龙担任整编后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萧克担任副总指挥，李达为参谋长，任弼时仍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我父亲和萧克继续担任各自军团的军团长。经过如此这般部署，才有了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遭遇湘江恶战之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中国革命和中央红军转危为安。

执行“湘西攻势”的红二、六军团，在会师和整编后的两个月里，齐心协力，一路披荆斩棘，杀到湘鄂边界，在湘西永顺县的塔卧镇扎下脚跟。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取得十万坪大捷、缴获湘西王陈渠珍两千支枪之后，占领了慈利县城。我外公蹇承宴就住在慈利县城关镇，红军进城时，我幺姨蹇先佛和小舅蹇先超，就站在欢迎他们的队伍里。

慈利县城没有多少国民党守军，红二、六军团攻进县城，几乎兵不血刃。我父亲进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在城东开染坊的岳父——我的外公蹇承宴。之后，在当地史料和我父亲的各种传记文字中，有说是我外公设宴招待我父亲一行的，也有说是我父亲设宴招待我外公一家的。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我父亲带去了副总指挥萧克、红二军团政委关向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及夫人陈琮英等。作为双方亲密沟通的桥梁，我母亲蹇先任当然也在其中。我十八岁风华正茂的幺姨，则按照我外公的安排，充当蹇家亲善大使的角色，站在餐馆门口迎接来宾。客人入席后，她退到客人们身后，眼到手到，为大家端茶倒水。

被敬为泰山的我外公，理所当然坐在上座。我敢保证的是，我外公绝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当他望着不仅震动三湘四水，而且震动整个中国的我父亲贺龙，此时作为女婿坐在他身边，又望着我父亲带来的那些同样意气风发的青年将领和才俊，在喝了几杯酒之后，肯定慷慨系之，为自己的大儿子蹇先为和二女儿蹇先任先后加入这支队伍，感到由衷的自豪。接下来，他话锋一转，对他视为时代俊杰的各位说，我们蹇家怕是着了共产党的魔，先是我大儿子蹇先为、二女儿蹇先任跟你们当了红军，如今我的幺女蹇先佛、二儿子蹇先超也不愿在家里待了，争着要跟你们走。然后爽朗表态说，我想好了，他们要走就走吧，人各有志，我不阻拦他们。又说，我知道江山是要拿命去换的，他们能不能跟着你们走到胜利的那一天，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虽然坐在上席，我外公算是当仁不让的东道主，但有许多事情却被蒙在鼓里。例如，他一不知道在吃这顿饭前，我的幺姨就跟我母亲谈过了，决定也跟着红军走；二不知道他的大儿子、我几年前当红军的大舅蹇先为，此刻已经牺牲了；三不知道，他的幺女婿、未来的共和国上将萧克，此时此刻也坐在他的面前，正对他发出频频赞叹。

就是在这次宴会上，有说是我父亲，有说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阿姨，看见我一脸灿烂的幺姨，不禁心里一动：英雄配佳人，这位有文化有教养的潇潇湘女，如果与二十七岁的红军才子、此时就坐在桌上的军团副总指挥萧克配成一对，真是再理想不过了。难得的是，萧克与我幺姨都是湖南人，又都受过师范教育，两个人爱好相近，趣味相投，风俗习惯无异。最不可思议的，还在于萧克从未接触过女性，情感上还是一页白纸，更没有许多投身革命的男人在老家留下的童养媳。他与我幺姨如此相遇，可谓珠联璧合，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缘分。

后来人们才知道，正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和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的萧克，在那天的饭桌上，也一眼看中了我那像鲜花一样盛开的幺姨。

见面后没多久，没有任何繁文缚节，在慈利这个被霞光映红的冬天，萧克和我幺姨，在我母亲和幺姨的故乡结婚了。那天，他们在福音堂举行了一个俭朴但颇具革命意味的婚礼，然后去照相馆照了新式结婚照。之后七十五年，他们以开国将领中相伴时间最长的婚姻证明：革命者的爱情，也像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一样绚丽多姿、一样悠久。

一九三五年，红二、六军团发生了两件与红军长征史有关，也与我们贺、蹇两个家族有关的事：一是我母亲和我幺姨先后怀孕了；二是这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在湘西战斗了近一年，红二、六军团接到总部的命令，由我父亲贺龙和萧克率领红二和红六军团，分别从我父亲的故乡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踏上长征路，开始追赶中央红军。

许多人不知道，在这支长征队伍里，贺、蹇两家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多达十几口人。其中，我在这年的十一月一日出生，生下来仅十八天，就被父母放在襁褓里背着走，或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驮着走。我幺姨最苦，她是在贵州境内才发现怀孕的。在接下来的道路上，未来被称为“红军姊妹花”的我母亲和我幺姨两姐妹，一个背着越来越沉的我走，一个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走。

前面是断崖、峡谷、雪山、草地，以及无休无止的战斗和死亡。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中的这三句，据说是他在听说了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故事后，大为感动，由衷地为这支部队发出赞叹。事后人们才知道，在云贵高原，红二、六军团有相当长的一段路是沿着中央红军的足迹走的。在走了大半年的这段崎岖险要的道路上，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的幺姨，踩着云崖、泥丸和如同细浪般奔腾的山岭，一步一步向前走，一步也不比别人少，一天都不比正值青壮年的红军战士们走得轻松。

因为分别跟着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随自己所属的军团行军，我母亲姐妹俩在长征路上很少见面，与年仅十七岁、在红二军团四师担任卫生员的弟弟蹇先超更是难得一见。我母亲和我幺姨待在一起最长的一次，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幺姨的肚子已经大得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这是在四川藏族地区甘孜，部队翻过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这里，红二、六军团接到了中央的命令，改编为红二方面军，我父亲仍然担任总指挥，我姨父萧克依然担任副总指挥。也是在这里，我父亲见到了南昌起义的老战友、红军总司令朱德。这时他才知道，张国焘拥兵自重，根本不把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放在眼里。他主要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此时止步不前，红军存在着被分裂的危险。朱总司令前来做团结和共同北上的工作，正受到张国焘的冷遇和轻视。

我父亲历来看不上张国焘，南昌起义时，张国焘不同意提前两个小时发起进攻，我父亲不与他啰唆，下令把他捆起来，起义胜利后才给他松绑。对于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对抗中央的行径，我父亲的态度是义正辞严，决不姑息迁就。在七月一日召开的两军会师大会上，我父亲对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张国焘说，谁要分裂红军，当心我打他的黑枪！

在甘孜一住下来，我母亲就背着我来到幺姨身边。幺姨给我们母女俩准备的礼物，是她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和她亲自采来的一大把野菜。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越长越大，她已经省不下多少粮食给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定量的我们母女俩了。我母亲是来帮助幺姨生产的，她知道幺姨的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一路上，母亲都在为挺着个大肚子跋涉的幺姨提心吊胆。就是在甘孜见面的时候，我母亲告诉了幺姨那个不幸的消息：她们的弟弟、我的小舅蹇先超在翻越雪山时，因跑前跑后照顾伤员太劳累了，最终累死在雪山上，埋在雪谷里。这是我小舅所在师的师长卢冬生，在到达甘孜后亲口告诉我母亲的。

从甘孜北上，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没等姐妹俩从悲伤中缓过劲来，传来了部队开拔的号角声。我母亲和幺姨心知肚明，命令是她们的丈夫、方面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共同下达的，一定十万火急，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即使幺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也只能生在半路上。

我母亲背着我，搀着幺姨，坚定不移地向草原深处走去。

第一天走了大半天，四野茫茫。幺姨突然哎哟一声，羊水破了，一时疼得失声喊叫，汗如骤雨，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幸好我姨父萧克不敢走远，一直伴随左右，急忙走上前来帮忙。但他一个带兵打仗的大男人，哪里经历过这种事？哪怕是自己的妻子，也束手无策。

如今一个十九岁的城里女孩子，也就是大一女生吧？连患个感冒都要在电话里对父母大呼小叫，她们能想象我十九岁的幺姨怎样挺着个大肚子，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吗？又怎样挺着个大肚子，冒着凛冽的寒风爬雪山吗？然后，又怎样在茫茫草地上，撕心裂肺地生孩子？

我母亲生过两个孩子，有经验，也最镇定，当仁不让由她来帮幺姨接生。她四处逡巡一遍，看见路边有个藏民放羊用过的土堡，其实只有四堵颓败的断墙可以用来避风，忙让我姨父把幺姨搀进去；没有器械，没有产床，也没有水，就让姨父铲来一些草皮，垫在地上，铺上野营用的被褥，权当产床。然后指导幺姨怎么用力，怎么呼气吸气。

有什么办法呢，斯时斯刻，人还原成动物，天当房，地当床，连牛羊生产还有个避风遮雨的屋顶，幺姨却只能面对旷野的蓝天白云。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婴。又到底是头胎，做母亲的正当十九岁，所以孩子结实、健壮，哭声响亮。姨父喜不自禁，顺着头半年给我取名贺捷生的思路，给他取名萧堡生，草原上土堡里出生的意思。

生完孩子，休息了几个小时，继续上路。虚弱的幺姨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像一张纸被风吹着在草原上飘。母亲告诉她，这是因为失血过多，慢慢就会好起来。而前路漫漫，必须抓紧时间启程，先可以躺在担架上，最终还是得自己走。一来尽量减少颠簸，帮助伤口恢复；二来不能掉队，路走一点少一点，落在后面就意味着死亡。再说，抬担架的士兵也东倒西歪，只剩下半条命了，不能拖累别人。

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姨父让幺姨骑他的马。刚扶上去走了几步，就一头栽下来。亏得姨父在马下牵着缰绳，及时扶住了她。同志们见状七手八脚把她抬到路边休息，恰巧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大姐率红四方面军剧团从此路过，问幺姨什么原因晕倒。姨父举起婴儿说，李大姐，我家属她刚生了孩子，流血过多，身体太虚弱了。李伯钊上前一看，说失血过多是个原因，但主要是肚子里没有粮食，生生给饿的。说着，摘下身上装着大约有一斤大米的干粮袋，扔了过来。

幺姨挣开姨父的手臂，拼尽全身力气，追着李伯钊说，不行呀李大姐，过草地，粮食是每个人的命啊!但李伯钊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几天后，我母亲和幺姨走出了草地，大人和孩子都活了下来。

草地边缘有个藏族小村庄，藏民们三三两两站在路边看热闹。发现我幺姨这么年轻一个姑娘，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婴儿，他们非常惊奇，指着幺姨怀里的表弟说，大姐，给你十个锅盔（烧饼）卖不卖？

幺姨紧紧地抱住她儿子，她在土堡里生的小堡生，第一次显出了一个洋学生的高傲。她说，什么，让我卖孩子？你们死了这条心吧，给我一百个锅盔也不卖！

一年后，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大姐在延安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谈到女红军在长征路上经历的苦难，曾举例说：“萧克的妻子在长征途中几乎死于难产。她是在过草地时分娩的……”

幺姨与萧克将军的第二个孩子，还有第三个孩子，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书，一部长篇战争小说，书名叫《罗霄军》。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从湘西出发时还叫红二、六军团的这支部队，达一万八千人；在长征路上，他们边战斗，边牺牲，边扩充，过完人间地狱般的雪山和草地，还有一万多人。毛泽东听说这支长征收尾部队的战斗历程，赞叹他们了不起，没有蚀本。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官兵们群情激昂，摩拳擦掌，准备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将台堡打一仗，让老弱病残和有孩子的女同志先往前走，往陕北走。我母亲和幺姨都属此例。不同的是，我母亲带着我走到保安停下了，等待我父亲他们打完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幺姨则带着小堡生一口气走到了延安。据史料记载，我幺姨是红二方面军第一个到达延安的女红军。

毕业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十九岁在炼狱般的草地上生过孩子的幺姨，到了延安后，清瘦、高挑、楚楚动人，用得着现在用滥了的“靓丽“和“骨感”这些词来形容。而且，她的美，她的宠辱不惊，她眼睛里的从容不迫、静如止水，还有她作为方面军一级将领夫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是那些从国统区蜂拥而来的洋学生们所不能比的，也是那些一心想着找大官的女人们所不敢比的。毛泽东亲切地称我母亲姐妹俩为“大蹇小蹇”。延安那时已经有舞会了，毛泽东每次来跳舞，都要环顾四周，找他的小老乡，问舞会主持者：“小蹇来了吗？”后来，国共第二次合作，驻扎在西安与延安之间的渭南富平县庄里镇的红二方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师。我父亲贺龙依然与萧克搭档，我父亲为一二○师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准备东渡黄河，与日寇决一死战。都知道，当时担任八路军另两个师，也即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副师长的，分别为聂荣臻和徐向前，一九五五年在中南海授衔授勋，两个人同时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

但是，这次幺姨没有跟着萧克将军东渡黄河，而是去了西安。因为国共合作，蒋委员长允许八路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幺姨被派去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实际上是从事地下斗争，收集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的情报。她的真实身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外交情报处情报员。

跟日本人战斗，比跟国民党军战斗更凶险、更残酷。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中央做出决定，必须把孩子送走，谁的孩子都要送走。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一二○师东渡黄河前夕，我父亲托他的两个南昌起义的老部下，把不足两岁的我从庄里镇带回了湘西。我表弟萧堡生也被送回了湘西，但直接送到了慈利我外公家。想不到世事难料，当年我虽寄人篱下，四处漂流，最终却活下来了。被外公奉为心头肉的堡生表弟，却不幸在逃难的路上，死于日本飞机扔下的细菌弹。这虽是后话，但成了我幺姨一生的痛，任何人直到今天都不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个在八十年前失去的孩子。只要提起来，她就会像祥林嫂那样反复念叨：我的堡生生在茫茫草地上，他特别懂事，特别爱笑，从来不哭不闹。

幺姨生第二个孩子，是在一九三九年，抗战正进入最残酷的相持阶段。这个也是男孩，叫萧星华，他活下来了，几十年后也当了将军。写到这里，我又要讲历史背景了：因为抗日战争形势严峻，环境恶劣，当时中央再次强调有孩子的要把孩子送走，或寄存在老乡家。星华表弟被送到河北阜平一个地方抗日干部家抚养，一别三年。那家人对星华表弟视如己出，把日军扫荡后剩下的最后一把粮食给他吃。他送去时村里有四十二个孩子，接回时只剩下两个，他是其中一个。

这年的一月，由姨父萧克任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领即将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的近百名干部，从晋西北随一二。师师部东越同蒲路，前往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蛟潭庄。我们要知道，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冀热察三省接合部成立挺进军，开展游击战争，下的是一盘大棋。因为冀东、热河和察哈尔连绵纵横，有一千四百万人民，北面靠蒙古国，向东与东北抗日联军相呼应，向西与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相衔接。而且，这里的群众受日伪统治时间长，反抗情绪高，同时在地理位置上逼近日军占领的历史名城北平，很利于革命战争发展。

姨父率部到达北平以西（此后简称为平西）后，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随营学校、兵工厂和医院相继建立起来。幺姨也在这时回到了姨父身边，在随队机关北方分局党校任党总支书记。

这支队伍最早虽然只是一副骨架，但气吞山河，目标和任务宏大而又磅礴。不过，地盘和战斗力必须在斗争中求发展。这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性质从此由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搏斗，转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广泛地打一场人民战争。他们的活动规律我们在许多电影中都见过了：敌人来了坚壁清野，男女老少进山沟，钻青纱帐，和他们捉迷藏；敌人龟缩不动，则主动出击，端据点、炸炮楼、扒铁路，日日夜夜袭扰他们、伏击他们，，让他们不得安生。司令部掌握着政策、方向和编制，你有本事自己可以拉一个连队、一个团。因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工作节奏也比较松散、随意，机动灵活。北平有日军的飞行部队，经常飞来骚扰。听到空袭警报，立刻组织群众往青纱帐里跑，往山洞里跑。

就是在这样一种战争环境里，姨父这个挺进军司令员，脑洞大开，忽然想起写小说来了！偏偏我幺姨也是个浪漫的人，在长征路上，她挺着个大肚子，那么艰苦，也要兴致勃勃地在墙上画漫画、写标语；行军多么起早贪黑、多么累，一有时间，她还要读小说、读诗歌。再就是，对姨父当多大的官、带多少兵，她没有感觉，也不想当许多人羡慕的什么官太太。但他在战斗间隙读书、写诗，激情飞扬地作报告，尤其他把布告写成韵文，比如“朱彭总副司令，下了一个命令。成立一路精兵，军名叫做挺进。旗号青天白日，宗旨救国救民……”云云，她就特别欣赏，特别为丈夫的才华感到骄傲。听说姨父又要写小说，她怂恿说，你写啊写啊，我负责为你抄写，为你整理。

姨父就写，写那部早已构思的叫《罗霄军》的长篇军事斗争小说。

姨父萧克在故乡湖南嘉禾读师范时就喜欢读文学作品。投身革命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打长沙、下吉安、反“围剿”、万里长征……生活积累像啤酒倒进杯子里，噌噌噌地往外冒。他读的书也多，打土豪的时候，在地主家搜到什么书读什么书。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出版的读物，像郭沫若的《塔》《女神》、冰心的诗集《繁星》、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短篇小说集等等。他有时也自己动手写。在湘赣革命根据地，他写白话诗、散文、战斗小故事，给《湘赣红旗》《红色湘赣》和《红星报》投稿；长征路上那么劳累，也没有中断，一路记感想、作诗。西安事变后，从甘肃镇原向陕西三原进军，他意外获得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写的长篇小说《铁流》，一口气读完，读得热血沸腾，思绪飞扬。小说描述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支工农武装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逐步锻炼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与他亲眼见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殊途同归，如出一辙。读完他心里想，我们也是这样的一支队伍，我们的战斗故事，我们那些从农民成为杰出将领的事例，比比皆是，比苏联红军和他们的指挥员一点儿也不逊色，何不写一部我们自己的《铁流》？有一次遇到革命作家马加，不待对方提起，他便问，你读过苏联人写的《铁流》吗？那是一部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

马加惊讶地望着当时的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说是啊，中国的革命战争风云际会，波澜壮阔，完全可以写一部我们自己的《铁流》，可惜，我们没有绥拉菲摩维奇这样的作家。

姨父喃喃道，我们会有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这样的作家！

两年前的五月，姨父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会议提出准备抗战，誓把日寇赶出中国。返回部队途中，他与几个将领纵论天下大势，浮想联翩，心潮难平，仿佛有一股力量左冲右突，马上就要奔涌而出。写一部中国《铁流》的构想就在这时产生了，他想，对，就写自己在井冈山的一段战斗生活，书名叫《罗霄军》！

一九三七年动笔的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因战争的到来被猝然打断，又因战争的火光被一次次点燃。幺姨就喜欢她男人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她认为姨父有思想、有文采、有生活，字也写得龙飞凤舞，他既为战争而生，也为他迷恋的文字而生；如果不走带兵打仗这条路，他十有八九会走鲁迅的路，成为一个好老师、好作家、好书法家。这样的人在男人中，真是凤毛麟角，有几个？

幺姨把《罗霄军》当成她跟姨父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他每写完一个章节，她就整整齐齐叠好，装在一个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皮包里，自己背在身上，连警卫员都不让沾手。两三年过去，皮包渐渐地鼓起来。

来到平西下定继续写作的决心，姨父在战斗间隙写，在山村宿营的油灯下写，在会前会后写。听到日机来袭的警报，他跑进山沟，垫着屈起的两个膝盖写。常常抬头看一眼天空，低头写几行，如醉如痴。

看到姨父又在写小说，幺姨比他还上心。她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北方分局党校离姨父的挺进军司令部有十几里路远，中间山重水复，道路崎岖，但一有空，她就跑过来照顾他的生活，帮他整理稿子。她已经是个非常有野战经验的老战士了，在黑暗中懂得辨别方向，处理突然遇到的情况从容果断，多么晚也要往自己的驻地赶。

有一次，听说寄养在阜平老乡家里的儿子病了，她心急火燎地跑来让姨父想办法。姨父正在山上的一条沟里写作，空袭警报解除了也没有发觉。幺姨站在他的身后突然说，呆子，儿子病了，你说怎么办？

姨父头也不抬，嘟嘟嚷嚷地附和道，你说怎么办？

幺姨知道姨父在一门心思写小说，一时没有从他的战斗故事里走出来，气得不理他了，原路返回，自己去请教郎中和给儿子买药。

几十年后，姨父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件事，仍对幺姨满怀歉意：“夜黑沉沉，山路阴森森，风吹得呼呼作响。在那战争年代，一个女同志摸黑走山路，怪可怕的，因她满肚子火气，更由于在长征中有战争和行军经验，不知害怕，径直往前走。一个人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她发誓，以后再也不理我了。几天后，我来到先佛的住地，她不理我，谈到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我才知道这件事。看我满脸惊讶的样子，真使她哭笑不得。”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宛平县马栏村，小说终于杀青了，长达四十多万字。密密麻麻，涂涂改改，各种大小不一的纸张，不同颜色的墨迹，汇在一起，把皮包塞得再也塞不下了。背在身上，有十几斤重。不用说，手稿还是由幺姨保管，她走到哪里背到哪里。

姨父在回忆录里继续写道：“完成的小说草稿，四十余万字，加上几次修改，已是厚厚的一摞，在当时紧张而剧烈的战争环境里，要把它保管好很是不易。先佛为此极为关注。”

后来发生了手稿被盗一事，让幺姨一时痛不欲生。几十年后她对我说，发现小说稿不见了，她五内俱焚，连死的心都有。她说，你想想吧，抗战八年，那是什么日子？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在刀刃上度过的。但是，就是在这样残酷恶劣的环境里，她把外公给她的几样从长征路上带过来的首饰，把她跟萧克将军在故乡慈利县城的照相馆照的那么珍贵的结婚照，都丢了，唯有这部小说稿时时刻刻背在身上，一页也没有丢。现在，稿子突然被她弄丢了，那是什么滋味？

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姨父和幺姨在延安共同出席党的''七大”，并在这期间，欣喜若狂地迎来抗战胜利。那时，平西抗日根据地已经与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幺姨也把表弟萧星华从阜平接回来了，走到哪里都牵着六岁的儿子，背着姨父的《罗霄军》手稿。九月，姨父与母子二人在延安分别，和聂荣臻司令员一道乘飞机飞往张家口，准备整顿军队和地方武装力量，迎接和平建国。但和谈很快宣告失败，解放战争迅速爆发了，幺姨接到命令，随一批干部从延安奔赴华北。

延安与华北有几千里之遥，隔着崇山峻岭，只能徒步行军。牵着儿子、背着手稿的幺姨，无论道路多么崎岖漫长，沿途多么辛苦，儿子和手稿都不离身。她把这两样东西，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一天，走到金山岭长城脚下的河北滦平县，天色已晚，一行人又饿又累。六岁的表弟萧星华因饥饿过头、困倦过头，走路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大家自己累，也可怜这孩子，决定就近找部队驻地歇脚。吃完晚饭，几个人在表弟的轻微鼾声中，匆匆铺开被褥，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晨醒来，幺姨下意识地找她的儿子，找她那个鼓鼓囊囊总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皮包，儿子在，但皮包不见了！她唰地冒出一身冷汗，跳起来大声喊道：“谁看见我的皮包了？谁看见我的皮包了？！”声音焦躁而烦闷，几近乎吼。人们看到吃过大苦、见过大世面但从未失过态的司令员夫人，在这一刻，急得差不多崩溃了、疯了。

事情惊动了驻军领导。他们知道萧克司令员的夫人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听说她总是背在身上的那个塞得满满的大皮包丢了，猜想里面一定装满了钱，或许还有祖上传下来的金银首饰。幺姨一听哭笑不得，说，我哪里有钱啊，金银首饰也早弄丢了，皮包里装的是萧司令员写了几年的长篇小说！又说，钱丢了，金银首饰丢了，我才不在乎呢!但萧司令员的小说丢了，这可不得了，是天大的事！因为，这部小说是他几十年战斗生涯的结晶，是他这几年除了打仗，一页一页、一笔一笔呕心沥血熬出来的，比多少钱、多少金银首饰，都贵重！

听幺姨说出皮包里的东西，驻军领导恍然大悟，断定皮包是被贼人惦记上了。很显然嘛，他们说，司令员夫人背着那么大的一个皮包，而且从未离身，里面装的不是钱，不是金银财宝，能是什么？因此，贼人一路跟踪，趁大家疲惫不堪、呼呼大睡时下的手。但是，当他打开皮包一看，发现里面哪来的钱，哪有金银财宝，只是一些换不了吃也换不了喝的草稿纸，而部队又在到处搜查，肯定吓得胆战心惊，最后一定会想办法送回来。接着，动员全县部队和民兵挖地三尺找皮包。

搜了一天，没有任何音讯。

同行的干部都有任务在身，等不及了，决定继续赶路。幺姨对驻军领导说，我不走，麻烦你们再帮我找，找不到皮包我坚决不走！

这天晚上，幺姨带着表弟留在滦平，坐在床上焦急地等待部队的消息。半夜时分，只听在窗外立着的一只汽油桶上咚的一下，传来沉闷的响声。紧接着，一阵脚步声慌忙地消失在黑夜深处。

幺姨一个激灵，像箭一样本能地把自己射了出去。谢天谢地！窗外油桶上传来的，正是从不远处被扔回来的皮包落下的声音。回到屋子里，她一手搂紧皮包，一手搂紧表弟，喜极而泣，说儿子啊，爸爸的小说找回来了。我们见到爸爸，不会伤心和难过了，不然……

姨父在战争年代写作的这部历经磨难的长篇小说《罗霄军》，此为一难；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内部打印为“供批判用”，指责他“宣扬战争残酷论”，为第二难；到了“文革”，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他被扫地出门，流放到江西云山垦殖场劳动改造，其中这部小说也成为罪状之一，此为第三难。到一九八八年，历经五十一年挫折，这部由姨父在战争年代焚膏继晷、殚精竭虑写作，由幺姨始终背在身上，浸透她的生命气息，以致被她背得纸页发黄、发脆，字迹模糊不清的心血之作，终于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易名为《浴血罗霄》正式出版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小说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我敢断定，这种事，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我要讲的幺姨的第四个故事，发生在她一百岁那年，距今过去快五年了。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幺姨与轮椅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姨父萧克将军已在二○○八年以一百零二岁高龄逝世，他们相亲相爱地走过了七十五年峥嵘岁月，创造了开国将军中的恩爱夫妻之最。

曾是中共“七大”代表的幺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委军事训练部办公室副主任，燃料工业部副局长，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副司长，电力工业部副部长，还被选为中纪委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姨父去世后，继续住在北京西城区全国政协礼堂附近一个破旧的院子里。姨父生前最后任职的军事科学院多次提出维修这个院子。姨父却说，他有这么一个当年该是朝廷重臣住的院子，已经很知足了，只要不漏雨就行。姨父去世了，幺姨虽是国务院部一级领导，但由于她活得长久，她住着的这个小院属于军队管辖，渐渐地，军队和地方都对幺姨和她住着的这个院子淡忘了。因为幺姨三十多年前就离休了，国管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许多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老太太，她过了一百岁，居然还活着！

姨父和幺姨分别所属的萧家和蹇家，都不算人丁兴旺，到他们这一支，只有一九三九年出生、曾寄养在老百姓家的一个独子，他就是我的表弟萧星华。幸好萧星华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幺姨的孙子又为她生了重孙子和重孙女。我说过，表弟后来也成了将军，自然也分到了比较宽大的房子。表弟和儿孙很长时间陪着姨父和幺姨在西城区那个小院子里住，久而久之，也一个个搬走了。当户主由姨父转为幺姨，她与这个年久失修的院子一样，也渐渐地走向苍老和衰朽了。

那年，离休已久的幺姨正好一百岁，当时陪她居住的表弟也七十六岁了。一天，表弟不在家，保姆去买菜或是去办其他事了，家里只剩下幺姨一个人，整座院落显得空空荡荡的。因想到随时有客人来，幺姨拿起一个果盘，去后院的厢房里添几个橘子。橘子添好了，她正要回前厅，就在转身之间，一个橘子神使鬼差地从果盘里滚出去了。

幺姨往四处找了找，发现了那只滚进墙角的橘子。她走过去，弯腰，正要把橘子捡起来，这时只听咔嚓一声，右腿的小腿骨像一根枯枝那样折断了。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身子不由自主地坐了下去。

整座院子里没有人，除幺姨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幺姨喊了几声，想起表弟和保姆都出去了，没有谁听得见她的喊声。身上又没有带手机，不能向外发信号。但幺姨异常冷静，一点儿也不惊慌失措。因为她这一生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好的、坏的，国家的、家里的。她知道慌也没有用，就这样耐心地坐着，静静等待表弟或保姆回家。

不知过了多久，保姆回来了，发现幺姨既不在客厅，也不在卧室，很是奇怪，但断定她不可能出门，就去各个房子、各个角落里找，终于在后厢房找到了，马上给表弟打电话，让他叫救护车。

送到协和医院，幺姨被留下了。医生看过X光片后说，老太太，粉碎性骨折，你一年半载出不去了。又说，现在有两个治疗方案：一是做手术，二是保守治疗。考虑到你是个百岁老人，身体的承受力和伤口的恢复力都是未知数，我们主张保守治疗。但有一句话医生没有说出来：幺姨是个老革命，她那两条腿，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走过大半部中国革命史，如果手术失败，谁来负这个责？

幺姨还那么冷静，她问医生：何为手术治疗，何为保守治疗？两种治疗的效果有何区别？医生耐心解释说，手术治疗就是把骨折之处的皮肉拉开，按原来的位置把骨头正过来，再接上。这个方案的特点是手术时间长、风险大，有可能引起心脏停搏等并发症。术后剧痛难忍，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但是，如果手术成功，你还有希望站起来，继续有限度地行走。保守治疗通俗地说，是基本维持现状，仅限于用药，内服外敷等等。代价是，你再无站起来的可能，从此必须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而且，你的余生都得在轮椅上度过了。

医生介绍完治疗方案，看大家的表情，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保守治疗好。道理很简单，一个一百岁的老人，也该坐在轮椅上了。

未想幺姨听完大家的意见，平静但却一言九鼎地说：“我觉得还是做手术好!既然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干吗要坐轮椅呢？”

人们大吃一惊，齐齐地盯着幺姨。意思是老太太，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冒这个险，吃这个苦，何必呢？跟她待亲了的保姆说，奶奶，坐轮椅就坐轮椅吧，我每天推你。我们不吃这个苦，不受这个罪！

幺姨淡然一笑：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自己做的决定自己负责。做手术吃点苦、受点罪，我不怕。多大的苦多大的罪，我都受过了。

结果，如幺姨所愿，手术成功了，她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又能在她那个被许多人遗忘的小院子里来来回回地走动了。

尽管医院给幺姨准备了一个轮椅，尽管幺姨这次手术成功了、胜利了，但她知道，生命的衰老乃至死亡是不可抗拒的，她坐上这张为她准备的轮椅度过最后一段岁月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

过完一百岁，幺姨仍然在顽强地挺立着，坚持着，她就是不想被命运打败。

责编：高丽文

来源：桑植县融媒体中心